
西路军唯一叛变的红军师长郭锡山,献计割董振堂首级,仅风光30天便惨遭凌迟!
1937年年初的河西走廊,天寒地冻,风像刀子一样。
一支疲惫却坚定的队伍,正在这片荒凉之地为着一个渺茫的目标苦战。
这就是西路军,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,补给线几乎断绝,四面都是凶悍的敌人。
就在这人人都咬紧牙关的时刻,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动摇,给这支队伍的苦难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这个人就是红五军第十五师的师长,郭锡山。
他曾是走过长征的老兵,理论上,艰险应该让他更加坚韧。
但高台一战,场面太过惨烈。
炮弹呼啸,战友成群倒下,连军长董振堂也牺牲了。
看着身边熟悉的血肉之躯转瞬消逝,郭锡山心里那根名为“信念”的弦,先是绷到极致,然后,“啪”地一声,断了。
恐惧像冰水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,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:活下去,不管以什么方式。
叛变需要机会,更需要狠心。
他找了个查看前沿的借口,只叫上一名年轻的警卫员。
两人骑马离开驻地,越走越远。
走到一处僻静地,郭锡山停下,语气平常地对警卫员说,把枪给我,我看看远处那个土包。
警卫员不疑有他,递过了枪。
枪一入手,郭锡山的脸色就变了,枪口直接顶住了自己人。
他压着声音,问了一句决定他一生的话:
“跟我走,去那边,有活路。”
警卫员愣住了,随即满脸涨红,咬着牙摇头。
郭锡山没再废话,调转马头,狠狠一鞭,朝着敌方马家军马禄部队的防区狂奔而去,把战友和过往的一切都抛在了身后扬起的尘土里。
他知道马禄,之前红军曾网开一面放过这人,他赌的就是这点“香火情”。
马家军看到一名红军师长来投,简直是喜出望外。
郭锡山被迅速送到了头目马步青面前。
为了在新主子脚下站稳,他必须拿出“诚意”。
这诚意,沾满了血和耻辱。
他带着马家军的人,在牺牲的战士遗体中指认出了董振堂。
这还不够,他躬下身,用一种冷静到残忍的语气向马步青建议:
砍下头颅,用石灰腌了,送到南京去,必是大功一件。
接着,他凭借记忆,将西路军各部兵力、防区、弱点,事无巨细地画成了图纸。
他甚至“创新”了一种攻心战术:
让被俘后意志不坚的士兵排成队,轮番到阵前喊话,瓦解守军的斗志。
做完这些,他换上了温暖的皮袄,领到了每月三百块白花花大洋的薪饷,还娶了马步青赏赐的小姨子,把老家亲人也接来享福。
一时间,他在武威城里似乎真的成了个人物。
他开始频繁出入关押红军战俘的地方,进行“现身说法”。
他背着手,踱着步,对着那些衣衫褴褛、伤痕累累的旧部,大谈“现实”:
“兄弟们,别再犯傻了。替共产党卖命,图个啥?看看我,过来以后,吃香的喝辣的,钱粮不缺,这才是明白人过的日子。”
唾沫星子在他嘴边飞舞,他觉得自己正在施展影响力。
直到他遇见王定烈。
这是他以前师部的文书,一个瘦弱却眼神倔强的年轻人。
王定烈受了重伤,身体很虚弱,但听到郭锡山那套说辞,他的眼睛猛地瞪了起来。
他挣扎着,用手撑着地,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,死死盯着郭锡山,从牙缝里挤出声音:
“呸!叛徒!你的臭钱,买不动我们的骨头!”
也许是极致的愤怒激发了身体潜能,他这一挺腰,竟把一颗一直卡在脊椎骨里、让医生都束手无策的子弹头给挤了出来,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,仿佛是天意对忠诚的最高褒奖,也是对背叛最无声的嘲笑。
郭锡山在那样的目光逼视下,脸上的得意渐渐挂不住,最终化为了青白。
他的“好日子”并没持续多久。
马步青这类军阀,用人只看价值。
当郭锡山劝降的效用越来越低,当他不再新鲜,他的地位便一落千丈。
更致命的是,他那不安分的弟弟,在城里仗着他的名头胡作非为,最后竟偷到了马步青爱妾的屋里。
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一个叛徒的亲属,也敢如此嚣张?
马步青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,而郭锡山,这个早已无用的弃子,正好用来杀鸡儆猴。
几乎没有任何犹豫,郭锡山和他的弟弟就被拖到了刑场。
没有人替他求情,昔日的“厚待”烟消云散。
行刑过程被刻意拉长,充满了凌辱与折磨。
最终,鬼头刀落下。
从他献计砍下烈士头颅,到自己头颅落地,中间只隔了短短三十几天。
他一生精于算计,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最“聪明”的活路,最终却走进了最短的绝路。
历史就是这样公正的。
那些在风雪中坚守、在绝境中呐喊的魂灵,化作了山河的脊梁。
而郭锡山们,他们或许得到过几块银元、几顿饱饭,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名字,被钉在耻辱柱上,只剩下一个代称——叛徒。
他们的故事,在任何时代,都值得后来人听一听,想一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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